长篇历史小说《天行健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1月1日出版

一、文人豪客,君子圣贤

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这是出自《易经》的名言。《天行健》所讲的,正是一群“君子”的故事。

朱熹,是一位不世出的大儒。他为官清廉,敢于直谏,又曾为“帝王师”,给皇帝讲授“正心”“诚意”之说,拟“匡正君德”。无奈宁宗皇帝胸无大志,又宠信奸臣,将他罢逐。后来更实施庆元党禁,以禁“伪学”。举国儒林,风声鹤唳。朱熹作为党魁,差点掉了脑袋。而他的大弟子兼朋友蔡元定,则被编管道州,后来便死于贬所。

朱熹的挚友辛弃疾,是个文武全才的奇人。他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,曾带五十人闯入五万金兵大营,擒回叛将张安国。南渡之后,献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等,条陈战守之策。作为武人,他偏又喜欢舞文弄墨,且做得一手好词,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。他与朱熹还有一位“活宝”朋友陈亮,三人交谊甚笃。陈亮是一个荒诞不经,行止无状的怪人。他出身平民,却喜谈兵法,常与辛弃疾纵酒狂饮,赋词唱酬,留下许多千古名句。陈亮一生郁郁不得志,曾三度入狱,到老才中了状元,却又死在赴任途中。学术上他主张“王霸义利”之说,是朱子的论敌之一。朱、辛二人还与陆游、赵汝愚、岳飞之子岳霖等,也有私谊。

朱熹道学上的朋友还有陆九渊、张栻、吕祖谦、叶适等。这些大儒门下各有许多门人弟子相随,他们的一些寻常的学术交游,不经意间也会激起一场场震古烁今的文化风波。

令人惊奇的是,南宋甚至明朝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,也都因某种“神秘的因素”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

朱熹义父刘子羽与岳飞都是主战派。正是刘子羽之父刘韐发现并提拨了岳飞。而朱熹与岳飞之子岳霖,张浚之子张栻,又为挚友。朱、张二人都曾协助岳霖搜集岳飞史料,助岳霖与子岳珂著《鄂国金佗稡编》,为岳飞申冤;辛弃疾与岳飞之子岳霖是挚交。岳霖之子岳珂虽然年少,却才思敏捷,处事机灵,成了辛弃疾忘年之交。二人又与陈亮、陆游、刘过时有唱和,在词坛留下许多佳话……岳飞曾驻军南康,岳飞族人聚居庐山脚下;朱熹任南康军知军,兴办白鹿洞书院,在此邀陆九渊会讲。陆游路过南康时也曾往庐山拜访,与朱熹一见如故,成为挚交;朱熹弟子林夔孙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,其弟子江万里办白鹭洲书院,文天祥便是白鹭洲书院的弟子;朱熹裔人迁徙庐陵,有朱元圭者辞官讲学,办莪山书院,因之与文天祥有了交集。文天祥曾作《莪山书院记》;陆九渊在金溪讲学,与朱子辩于鹅湖,其“心学”影响深远。明朝中叶,陆九渊学说的发扬者,也曾是朱熹再传弟子的王阳明在赣州剿匪,在鄱阳湖平宁王叛乱……

发生了这么多看似无序的“偶然”,使人禁不住想问:冥冥中是否也有着某种“必然”,安排这些出身不同性格迥异,在地理、时空上相距遥远的人物有缘相识,成为挚交、知音?

其实细究起来,这些人物有些地方都很“相像”——他们身上都有一股“浩然之气”。正是这“浩然之气”使他们之间有了缘份,成为知音。在他们之间,发生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脉络,“正气”的“传承”则是贯以始终的主题。

当然,牵扯到这么多“君子”的故事,自非一本书所能道尽,因而按作者的计划,将来还会有续作《天行健(二)》、《天行健(三)》等相继问世。

二、扑朔迷离“正气砚”

岳飞性格沉静,鞍马间隙常秉烛夜读。他曾有一方端砚,看去并不起眼,岳飞却甚是喜欢,且作铭曰:“持坚守白,不磷不缁”。这八字出于《论语·阳货》,孔子原话是:“不曰坚乎,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,涅而不缁。”岳飞将其提炼为八字,既是赞此砚品质,也是表白他自己做人的志节。这方砚在岳飞遇害后遗失。大约百年之后,被落拓诗人谢枋得从民间购得,并刻铭以记。后来宋室危亡,枋得将此砚转赠给同科状元、朱熹再传弟子文天祥,冀盼他扭转乾坤,重整大宋江山。天祥得砚后,如获至宝,作铭道:“岳忠武端州石砚,向为君直(谢枋得)同年所藏。咸淳九年,十二月十有三日,寄赠天祥。”又于砚背刻铭以表志节:“砚虽非铁磨难穿,心虽非石如其坚,守之弗失道自全。”

可惜南宋皇帝大多昏聩无道,一个不如一个,奸臣专权,一朝甚于一朝,国势颓圮,积重难返,纵有再多个文天祥也是无力回天。后来文天祥在柴市口引颈就戮,“岳飞砚”便再度遗失。后来的命运,更有些传奇——

有说明代于谦、王阳明曾鉴赏并作铭。于谦铭曰:“持坚守白人臣职,不磷不缁人臣德,谦愿人臣师其式。于谦题”。王守仁刻字:“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五日余姚王守仁观。”

之后再度遗失,直至清初为吏部尚书宋漫堂(即宋荦)收藏,他将岳飞砚更名“正气砚”。道光元年(1821),时任东阳县令的陈海楼进京奏事,在北京一家文玩店见到此宝,心头一震,当即重金购入囊中。到了清光绪二十年(1894年)秋,安徽学政吴鲁在皖南一家古董店中见到此砚,见有谢枋得、文天祥等人铭文,认出是岳飞遗物,一惊之下,当即对砚跪拜。拜毕,求恳主家将此砚转售。店主感其心诚,转售于他。吴鲁获此宝砚,喜不自禁,将书斋更名“正气砚斋”。又作《正气斋文稿》以记:“余家藏正气砚,为岳忠武故物,背镌忠武‘持坚守白,不磷不淄’八字之铭,旁镌文信国之跋,下镌谢叠山先生之记。三公皆宋室孤忠,得乾坤之正气者也。……甲午秋,余得之皖南,如获重宝。”

据说某年吴鲁的母亲去世,学生许世英(时任驻日大使)特地从日本赶回探望恩师,同行的还有两个日本人。日本人在吴家见到曾鉴赏宝砚。谁知几人走后,宝砚离奇失踪。吴鲁抽丝剥茧,知道是日本人盗了宝砚,于是让子吴钟善赶赴东京,与许世英合力将宝砚追回。据说盜砚的日本人深感羞愧,不敢直面,将宝砚放到一家华人印书馆书架下隐蔽处,让吴钟善、许世英到书馆将砚取回。吴钟善将砚带回国,更加小心。为守住家传的命根子,特地在砚面镌上“守砚斋”三个字作记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岳飞史事研究》(王云五主编,李安著)一书,又披露正气砚在台湾复出,称作者与持有者江都朱先生及金石名家庄蝶庵一起,曾经共同鉴宝。书中对该砚作如下记述:“端州石砚,色紫,长方形,长24.4厘米,宽15.2厘米,高5.6厘米。砚体津润细沉,有砚眼五块呈青白色。砚底有年久风化所生砚锈凹点甚多。砚背为斜曲型,刻‘持坚守白,不磷不缁’八字,及谢枋得题‘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,与铭字相若,此盖忠武故物也’字样。”。王云五为现代出版业巨擘,他编著书籍,向来严谨。书中既然载录此事,自不会是空穴来风。

不同的记述中,涉谢枋得、文天祥以及宋谩堂、吴鲁之事,并无异议,只是后来的记述颇有些语焉不清,令人不能不生疑问:

1、福建吴鲁后人称,此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,被“抄家”后遗失。另有说此尥进入民国后,辗转为博山李氏收藏;也有说该砚在1949年由有关人士从大陆携入台湾,1974年10月转手至“江都朱先生收藏”云云;

2、吴鲁后人似乎未提及砚上有于谦、王阳明铭文,而“江都朱先生”所藏之砚,有于谦、王阳明刻铭;

3、朱氏藏印长24.4厘米,宽15.2厘米,高5.6厘米。吴氏后人称“正气砚”“长约九寸,宽约七寸”,折合下来长约30厘米,宽约23厘米。似乎比“朱氏收藏”之砚要大一些。

几种说法中的“正气砚”是不是同一方砚?或者本为同一方砚,只是各方在表述上有所出入?如确是同一方砚,如今又流落何处?若真是流落到了台湾,那么又是何人带去?期间又经过了哪些曲折?……越是深入探究,越觉扑朔迷离,越想将它弄个明白。到底哪一个才是当年岳飞挥墨恣肆,赋词咏怀。又为谢枋得收藏又赠予文天祥的那个?真相到底如何,有待专家史者进一步鉴证。

辛弃疾与朱熹是否曾经拥有岳飞砚,可能性也有,但概率极小。本书中安排,只当小说阅读好了。但其中人物交谊故事,皆据真实史料,事事均有出处。

作者倒是有一个心愿:但愿在有生之年,能听到“正气砚”的确凿下落。那时,无论千里万里,也要跋山涉水去一睹“正气砚”本尊,伸手摸一摸,沾一沾它身上那能抵御百邪的“正气”。

三、儒道之会:朱熹与白玉蟾

在所有悼念朱熹的诗文中,写得最好的便是白玉蟾的。曾有《题精舍》一首:

到此黄昏飒飒风,岩头只见药炉空。

不堪花落烟飞处,又听寒猿哭晦翁。

庆元党禁松禁,儒学又兴,武夷精舍又聚了八方学子。白玉蟾来到书院,面对朱熹遗像,写道:“皇极坠地,公归于天。武夷松竹,落日鸣蝉。”又曰“天地棺,日月葬,夫子何之。梁木坏,泰山颓,圣人萎矣。”(《化塑朱文公遗像疏》)

朱子与谢伋、崔真人、白玉蟾等“方外之士”交谊甚深,这都有确凿的史料记载。然而关于朱熹与白玉蟾的交往,近些年却有了争议。有人认为二人年岁相差甚远,并无交集。历代大多数史家却都认为朱熹与白玉蟾生活于同一年代,且交谊深厚。关于这一点,留待史家再去争辩。本处只采信后一种。

四、康太保舍身护大儒

清余廷章《蓝田·左边城外志》中载“……晦庵朱文公,宋时真儒,时衰不知其学。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。其辈亦为理学,自废而亡,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。因镇杉关新修庙宇,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。”太保庙除了杉洋外,古田县内还有多处。乾隆版《古田县志》记载:“朱子避地玉田,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,将甘心焉。是人宁自刎死,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。邑人义之,祀于溪山书院对面,即今之太保庙也。”古田还有一个传说,庆元三年参将周江胡、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,也是在两难之中周、罗选择自杀。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,立庙奉祀,庙曰虎马将军殿,在魁龙书院对面,至今尚存。

这几则事典中,“康太保”、周江胡、罗协几位义士的事迹,便是康太保等舍身护儒的素材来源。

五、朱子的“影子”——朱子门人及裔人

朱熹晚年受韩侂胄迫害,贫病交加,在闽北山间避难。后来归到考亭,又有弟子负笈来投,他便再不避走,在沧州精舍著书授徒,续传道统。他常教导门人弟子:“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”。这是很高的人生理想,但在朱熹看来,普通人通过不懈的修行,人人皆可成为君子。朱熹对自己要求严苛,被后世尊为“圣人”。虽然他自己生前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圣人。

他病逝后,弟子们继承遗志,续传绝学。蔡沈隐居九峰山下,注解《尚书》,十年后书成,取名《书经集传》;赵师渊著《资治通鉴纲目》,李方子参与修订并刊刻成书;黄榦著礼书,书未完而逝,其弟子杨复续修,书成刊为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。

朱子门人弟子录载名姓者近五百人,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材,不是大儒便是名臣。显者有蔡元定、黄榦、詹体仁、蔡渊、蔡沈、蔡沆、蔡模、蔡杭、刘爚、刘崇之、吴稚、李方子、林夔孙、包显道、胡泳、林退思、陈淳、孙应时、石斗文等。再传弟子江万里、文天祥等均有志节,以身殉国;真德秀、宋慈等经治有方,多有善政,名垂青史。明代的王阳明,初学朱子,后转向陆九渊“心学”,也算得半个朱熹弟子。

朱熹有三子:朱塾、朱埜、朱在。次子朱埜生四子:朱钜、朱铨、朱铎、朱铚。南宋危亡时刻,朱钜季子朱潜携带幼子朱余庆逃到高丽国定居。历经七百多年,后裔子孙繁衍昌盛,散居朝鲜半岛,达二十余万人。朱子裔人经世代繁衍,迄今遍布五湖四海。朱子后裔迁徙的历史,正是炎黄子孙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历史的一个缩影。

数年以前,我到东江、韩江流域采风。在梅州兴宁乡间,时见几处客家围屋、土楼错落有致,古朴典雅,有的名字也叫得特别,如“将军第”等。一打听,原来这几处村落竟是朱子后裔聚居地。

原来朱子之孙、朱埜次子朱铨因官迁居庐陵,成为庐陵朱氏始迁祖。朱铨后裔朱章甫从江西迁居兴宁竹丝湖,成为兴宁竹丝湖派始迁祖。

明成化年间,宪宗皇帝宠信奸臣,朝政混乱,东厂、西厂专横暴虐,许多忠正的官员被杀被贬。朱熹三子朱在八世孙朱彦明,眼见济世救民的宏愿无法实现,一怒之下辞官归隐,回到建宁,又于弘治年间携其一子(万里公)迁居兴宁竹丝湖,成为兴宁另一支朱氏遗脉开山祖。彦明公所居地方,夜间时闻水声咚咚作响,似有人轻轻击鼓,于是人们把这处地方唤作“鼓塘村”。久而久之,人们写惯了,都写作“古塘村”。

我在这里认识了老老少少许多的朱子裔人,想在他们身上,寻找到一丝丝圣人朱熹的“影子”。

有一位叫朱建文的“奇人”,给我印象最深。他是朱熹二十四世孙,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少年时,他是个又弱又病的“矮个子”,经过一番苦练,竟然变得强壮起来,弹跳摸高能达三米一强,成为地区家喻户晓的篮坛健将。青年时,他离开家乡到香港投奔亲戚创业。吃苦耐劳,为人正直,自强不息,经过一番奋斗,成为一个儒商。改革开放后,他回到内地,在深圳兴办企业,成就了一番事业。他一生都在默默地做着善事,兴建养老院,捐资助学,赈济灾民。人称“朱善人”。后来回到老家兴宁,了解到家族的渊源,便在家乡捐建了一所朱子宗词及朱熹文化公园,弘扬国学。如今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的人了,仍然纵驰在篮球场上,与一群年轻人同场竞技。族中其他人也许没有他那么健硕,也没有做出他那样惊天动地的公益善举。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人人具备的一些共同的特点,这就是:认真,认理,好钻研,顽强不屈,一身正气,敢于担当,能忍辱负重……

我在想,或许其他支派的文公后裔也都“遗传”了朱子的这些“特点”。他们身上这些令人羡慕的“特质”,或许正是圣人朱熹留传给后人的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这些财富,他的裔孙可以享用,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也尽可享用。

(注:长篇历史小说《天行健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1月1日出版。本文为作者为该书写的后记)